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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石窟研究】北朝时期的北石窟寺

作者:刘治立   发布时间:2010-10-30 10:10:53   浏览次数:1194

  北石窟寺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泾河流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其初创期——北朝时期从太延五年(420年),北魏消灭北凉,统一黄河流域,至开皇元年(581年)隋朝建立,北朝经历了一百四十年,先后经过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朝代。北朝的宗教政策基本受到政权的需要左右。有利用价值是,放手扩展,失去控制时,则残酷打击;加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比南朝更激烈,致使佛教的发展,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况。

  魏文成帝即位,下诏重兴佛教,起用昙曜为沙门统,铸造金像,开凿石窟,建“僧衹户”和“佛图户”,促使佛教愈益发展。“僧衹户”是专供僧曹谷物,以备赈饥之用的民户,多是掠来的魏境的俘虏,地位比寺院的佃农还低;“佛图户”是专为寺庙充役和耕作的奴隶,全由判重罪者和官奴充当。“僧衹户”和“佛图户”的建立,强化了佛教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作用,即使寺院承担了国家给予的部分救济慈善事业,更把僧尼推上了稳固的特权地位。及至北魏迁都洛阳,佛教的发展到了滥无限度的程度。在这一历史时期里先后控制陇东的主要有北魏、西魏和北周。北石窟寺就初创于这一历史时期,并且在统治者的支持下,繁盛一时。

北朝泾州刺史与佛教

  北朝时期的多任泾州刺史都在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与佛教有着一定的联系,许多人参与过开窟造像活动。

  抱嶷在太和十八年(494)至宣武帝景明(500503年)初担任泾州刺史,《魏书?阉官列传抱嶷传》中记载:“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没于京都,遂为宦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迹冗散。经十九年,后以忠谨被擢,累迁为中常侍、安西将军、中曹侍御、尚书,赐爵安定公。自总纳言,职当机近,诸所奏议,必致抗直。高祖、文明太后嘉之,以为每出游幸,嶷多骖乘,入则后宫导引。……太和十二年(488年),迁都曹,加侍中、祭酒、尚书,领中曹侍御[如故]。后降爵为候。……加嶷大长秋卿。嶷老疾,请乞外禄。乃以为镇西将军、泾州刺史,特加右光禄大夫。”云冈56双窟的开凿,当与抱嶷关系密切,抱嶷于太和末年开凿兴建了“化政寺石窟”(参见暨远志《泾川王母宫开凿时代考》)。

  北石窟寺的最初开凿的主持人泾州刺史奚康生是胡太后的死党,那么,他在皇后胡氏的故乡修造南北石窟寺的举动,大概也有逢迎皇后胡氏的意思。奚康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平素“信向佛道,每舍居舍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魏书•奚康生传》)。

  在奚康生之后担任泾州地方官的元祐也新信仰佛教,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在洛阳龙门石窟凿一圆拱龛内雕一交脚菩萨。造像发愿文是:“……持节督泾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泾州刺史齐郡王佑。体荫宸仪,天纵淑茂。达成实之通途,识真假之高韵。精善恶之二门,明生灭之一理。……于是依云山之逸状,即山水之仙区,启神像于青山,镂禅形于玄石。……乃作铭曰‘……德由世重,道以人鸿。……熙平二年七月二十日造’。”看来,齐郡王元祐对《成实论》也是很精通的。

  胡太后的侄儿胡僧敬曾经担任过泾州刺史,他的名字可以反映他对佛教的态度,而且折射了安定胡氏家族鲜明的佛教信仰倾向。

  曾于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天和三年(568年)担任泾州刺史的杨忠(又名普六茹忠,隋文帝杨坚之父)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在西魏时期率领军队进攻南朝江陵时获得大量佛教经卷,之后任泾州刺史所得卷无疑会对管辖区产生影响。《周书•杨忠传》说:“及于谨伐江南,忠为前军,屯江律。……保定四年,及拜泾豳灵云盐显六州诸军事。泾州刺史。天和三年以疾还”。陈寅恪先生根据这条材料认为:杨忠在取江陵之后“又为泾豳灵云盐显六州总管,居西北之地凡五岁之久,则此梁武之世荆州写造之佛典,殆为杨忠随军所收,因而携入西北,遂散在人间,流传至于今日”(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所、兰州大学图书馆合编《敦煌学文选》上,第346页)。

北石窟寺的初创

  自从北魏永平八年(509)第165窟凿成,便有了北石窟寺确凿的历史。关于北石窟寺营造的原由,一般认为是奚康生在镇压刘惠汪起义之后开窟雕凿的。《魏书•世宗纪》记载:永平二年正月,“泾州沙门刘惠汪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第165窟的一块宋代残碑上有“口泾州节度使奚俟(候)创置”的记载。现存泾川县文化馆内的《南石窟寺之碑》末尾有“大魏永平三年岁在庚寅四月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史安武县开国南奚康生造”。所以一般都认为残碑上所讲的奚俟即系康生。清朝时期《重修石窟寺诸神庙碑记》中也说:“元魏永平二年,泾原节度使奚俟(候)创建”民国时期慕少堂《重修镇原县志》卷三依据前代碑刻也认为:“石窟寺在县东九十里,泾州刺史奚俟”。从创制时间和当时的官职看,奚俟完全有可能就是系康生。因此,北石窟寺由奚康生创制几乎成了定论。

  根据合水张家沟门石窟的北魏太和十五年造像和宁县出土的太和十二年窖藏石造像来看,陇东一带早在北石窟寺165窟修造之前早已经有了石窟雕凿活动。那么,奚康生之前的泾州刺史高是否已有开凿活动呢?在奚康生之后佛教徒元祐是否继续开凿呢?《释老志》记载龙门宾阳三洞开凿前后化去20余年,乐山大佛也前后用了九十年。北石窟寺165窟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工程,但也绝非对不是一两年即可竣工的。

  北宋残碑上称是奚俟开凿的北石窟寺。那么,北魏历史上有无奚俟这个人呢?答案是肯定的。《北史•达奚长孺传》:“达奚长孺字富仁,祖俟,魏定州刺史”。“达奚”为其鲜卑本性,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改为“奚”,《北史•系康生传》:奚康生“本性达奚”。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屠杀汉化的鲜卑人,掀起了一股恢复鲜卑旧俗的运动。如西魏文帝皇后乙弗氏的祖上在孝文帝改革(简化)鲜卑复姓时改为乙性,可是到了乙弗氏时又用起了复姓。高欢父子是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也有反对汉化的倾向,所以奚俟的后代有可能重新改姓达奚。达奚长孺生活在隋朝初年,从时间上推断,他的祖父奚俟与奚康生为同时代人。可惜不见记载他是否担任过泾州刺史或到豳泾一带担任其他的职务。所以无法妄下结论,这里只是将此人提出来,仅供参考。

北石窟寺初创时期的信仰倾向

  《成实论》是南北朝时期最流行的佛教典籍之一,是当时佛教学者的入门手册。《成实论》为印度诃犁跋摩著,后秦鸠摩罗什译,弟子昙晷受笔整理。长安是《成实论》的翻译地,也是研讨此学的发源地。《成实论》宣扬禁欲和苦行,有济世的思想,因此受到北魏统治者的重视。孝文帝慕昙晷大名,特遣使请至平城主讲《成实论》,学徒千余人(《高僧传》卷8《释昙度传》)。刚到洛阳不久,“太和十九年(495)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顾谓诸王及侍宫曰:‘此寺近有名僧蒿法师,受《成实论》于罗什,在此疏通。后授渊法师,渊法师受登记二法师。朕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染情,帮至此寺也’”(《魏书•高祖纪》)。道登是僧渊的弟子,他注意顺应时代的要求,将《成实论》与《法华》相互调和,“善《涅般》、《法华》”。公元496年道登死,孝文帝施帛一千匹,又设一切僧斋,命京城七日行道。由于孝文帝的倡导,《成实论》在北魏流行。

  继奚康生之后担任泾州刺史的齐郡王元祐(孝文帝的堂兄弟)精通《成实论》。他曾与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在龙门石窟南璧凿一圆拱龛内雕一交脚菩萨宸仪。造像发愿文是:“……持节督泾州诸军事、征虐将军、泾州刺史齐郡王佑。体荫宸仪,天纵淑茂。达成实之通途,识真假之高韵。精善恶之二门,明生灭之一理。……于是依云山之逸状,即山水之仙区,启神像于青山,镂禅形于玄石。……乃作铭曰‘……德由世重,道以人鸿。……熙平二年七月二十日造’”。此题记与其墓志“……景明二年(501)篆成基运。正始二年(504)以王属近宗亲,才高时彦……锐志儒门,游心文苑。访道忘食,从义遗忧”相吻合。其造像记中的“达成实之通途”即《成实论》。奚康生造北石窟寺的风格与孝文帝所开凿的云冈石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其信仰倾向也应当与孝文帝有关。元祐的信仰对泾州辖区回产生一定的影响,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分析了北石窟寺第165窟中七佛与弥勒的关系后认为:“165窟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北魏流行的《妙法莲花经》中释迦继过去佛去世,释迦入灭后弥勒出世说”。从第165窟保存的佛教造像可以看出,北石窟寺主要宗奉的是《法华经》。

北石窟寺最初的组织结构

  中国的僧官制度最早出现在北方。魏道开帝以法果为“监福曹道人统”。“监福曹”是国家对佛教的管理机关,“道人统”是国家任命的僧官。这一类管理机关和任命的曾官,构成僧官制度的核心。机关和僧官的名称,各国和各时期不尽相同。如后秦设有僧主、悦众、僧录等职,北魏文成帝时,改称“监福曹”为“昭玄曹”,“道人统”为“沙门统”或“昭玄统”;又在地方设置维那、上座、寺主等,重要的寺主,则由皇帝敕授。相对而言,地朝虽然也没有管理全国僧尼的“僧主”或“僧正”,但机构和权力都很小;一些敕授的寺院“法主”或“寺主”,倒是权限较大。当上层社会倾尽财富奉佛以谋求自身福业的同时,对因贫困和破败流入佛教队伍的下层僧侣则保持高警惕。自魏孝文帝至富开帝的四十余年间,沙门取众谋反者八次,均遭镇镇压。517年以后,未见再有沙门叛乱者;此中僧官制度的强化志了重要作用。北魏时期沙门统为全国最高的僧官,而在各州郡县设置州统、州都,郡统郡都以及县维那。寺是佛教的基层组织,北石窟寺就是泾州的一个佛教基层单位。一般在寺内设主事僧,称作寺主,职责是协助封建国家组织、管理、监督和联络广大僧尼,使他们更好的修行、传教来影响社会大众,实际上寺院经济人格化的代表和封建国家控制寺院的代理人。北魏的寺院的衣食来源除了仰赖皇兴贵族以及俗家信徒的直接供奉外,还得例外寻找谋生之道。北魏献文帝兴三年(469),沙门统昙曜奏请立以“平齐民”及诸民,凡年可输谷六十斛入曾曹者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又请以罪犯及官妈为“浮屠户”,为寺耕田输粟及做杂务,得到政府的认可。北魏的寺院不仅有经济上的特权,而且在法律上也有特殊地位宣开帝永平元年(508)下诏曰:“缁素既殊,法律亦异。……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以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魏书•释老志》)。

  北朝佛教的特点在于侧重实践特别是禅观,而不是空谈理论。而北朝一般社会上的信佛教仰,从北魏初年起,北地盛行一种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组织,叫做“义邑”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而以信徒为主。原来是民间为共同造像而发起的,后来逐渐发展,兼及与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各事。它的首脑称为义主。邑主、邑长等,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养更高的曾尼为指导,称为邑师。其时民间所诵习的经典,是昙靖自撰的二卷本《提利波利经》,劝持五戒。邑人每月斋会二次,以正律为标准,互相监督。此外还有一种叫做法社的佛教组织,共意趣为义邑略同,但由贵州达官知识分子和一些曾尼组成。北魏政府本来希望他们去敷导百姓,但往往成为祸乱的根源。就在刘惠汪领导泾州起义的这一年,沙门统惠深在上奏中说:“或有不安寺舍,游止民间,乱道生过,皆由此等。若有犯者,脱服还民”《(魏书•释老志)》。刘惠汪起义震动了北魏统治者,使他们注意到加强对佛教的控制,但由于佛教势力已经相当大,很难完全控制。佛教在北方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北周开帝毁佛,使“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卷11)在佛教已成为民众普遍信仰的情况下,通过激烈的行政手段来制止佛教传播,虽然能在特定时段产生一定的遏止作用,但尹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北石窟圭在北周时期仍然有造像活动,开凿的窟龛数目并不少于前代,著名的如第240窟和第60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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