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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研究】公刘旧邑考

作者:齐社祥   发布时间:2010-10-30 09:47:33   浏览次数:4431

钱穆先生为证公刘旧邑在山西,先周文化源自山西,认为后稷所居之邰为“台邰之地”,也在山西汾、涑之域,并引《左传昭公元年》记金天氏之台邰封于扮川为证[32]《大雅生民》“即有邰家室”,《毛传》曰:“邰,姜螈之国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后稷于邰。”[33]《汉书地理志》:“右扶风嫠,周后稷所封。”[34](嫠即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故嫠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祠。”[35]皆言后稷所封之邰在武功。方玉润《诗经原始》引罗泌曰:“昔者帝喾取于有骀氏,日姜,生后稷,而后稷之封亦日骀,说者成谓帝尧以其母国封之。然及太王复取于有骀氏日大姜,是姜姓之骀至周犹在,岂得云以是而封后稷哉!不知稷封之郜在于武功。而姜姓之邰在於琅琊,固不同也。”[36]罗说大有见地。由此可知邰凡有三:后援所封陕西武功之邰、有邰氏琅琊之邰、金天氏所封山西汾水之邰。考诸史籍,“即有邰家室”之邰非山西汾水之邰。《左传昭公九年》记周王使臣詹桓伯说周之四土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鲁昭公九年即公元前533年,所言为春秋后期周之四境,周初尚不能达到如此广阔的四限,唯“西土”为周之发祥地,可信。此明言“骀”在“西土”,当是后稷所封陕西武功之郜,断非河东汾水之邰。考察“碟土”之芮、歧、毕,皆在陕西。《史记索隐》曰:“芮、姬姓……芮国在冯翊临晋。”[37]《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南芮乡故城在同州朝邑县南三十里,又有北芮城。皆古芮伯国。郑玄云周同姓之国,在畿内,为王卿士者。”[38]歧即古公父所居歧山周原。《大雅绵》之“率西水浒,止于岐下”、《大雅皇矣》之“居歧之阳,在渭之将”、《周颂天作》之“彼徂矣歧,有夷之行”、《鲁颂闷宫》之“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歧之阳,实始翦商”皆可为证。毕,《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毕朦、原在雍州万年县西南=十八里。”即今咸阳毕原,又名成阳北阪,毕公高之封国所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毕原丰郇,文之昭也。”歧山周原甲骨有“毕公”宇样[39]即毕公高,为姬姓。魏,春秋时毕万封於魏,亦为姬姓。“西土”即以地望论,亦以姓氏论,皆出姬姓,在陕西,是邰不当独在河东。

值得注意的是,“西土”为我们明确传达了先周文化渊源所在的历史信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后稷居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处豳,“周道之兴自此始”;古公父居歧,三传而“翦商”。地皆在丰镐之西、渭水之,包括歧、豳的广大区域,故兴周之地在西。《大雅皇盎》“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可为一证。“西土”当是武王克商之前(自后稷至夏直至武王)周族所居地域之总名。故詹桓伯于“吾西土也”之后言“及武王克商”,后始有东土、南土、北土之境。由此推论,“西土”当为周族拓土殖民、征伐四方,最终翦商的根据地,亦为先周文化渊攘之所在。后稷封国,公刘旧邑,后人虽有在晋在陕之争,而周武王不可谓之不知。故克商时“西土”就成为他号召周室故土民众及西北诸旗的一面有力的旗帜。《书泰誓》曰:“呜呼!西土有众。”又曰:“呜呼!我西士君子。”《书?牧誓》曰:“逖矣!西土之人。”皆武王誓师号令怔勉之辞。于是庸、蜀、羌、、微、卢、彭、濮皆起而应之,一战而灭商,这也是地缘政治最早的成功范例。据此可知先周文化源自山西说于文献缺乏力证。

钱穆先生叉引《周书度邑》曰:“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并释之日:“汾即,亦即豳,然则公刘旧邑,实在山西。”[40]实际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已在克商还周之后,豳非汾水之汾。《史记周本纪》记其事曰:“武王征九牧之君,登廓之阜,以望商邑。”所记同事而异文。《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豳州三水县西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刘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因公为名。”并按:“盖武王登此城望商邑。”[41]是明言武王“登豳之阜”之“豳”在其先公刘所居之旬邑豳原,非汾水之阜。盖武王克商还周,鉴于殷亡的教训.鄙“天不享殷”,有“未定天保”之忧,故登其先公刘所居之豳原,遂“自夜不寐。”这样理解才能明确武壬登豳之阜以望商邑的实际意义,也自然明确“豳”不可能是山西之“汾”。且豳与汾非一声之转的问题,豳之得名,由来巳久。《说文解字》豕部有,释义为“二豕也,豳从此,阙”,音注为“伯贫切”[42]。是与同音,豳之义与冢有关。邑部邪字下有“豳”,注为“从山从”。可见公刘旧邑所在之“豳”及《诗豳风》之“豳”,其得名必与豕有关。考察“豳”宇的文化内蕴及民俗特点,对确解豳地所在,有重要参考价值。豳从从山,有人以为长林丰草、野没之形象,实则山象冢牢之形,如西周金文“家”字作阑。从门从豕,亦象豕牢之形,可见是家养之豕而非野豕。据此可知古豳地之民,周人之家皆养豕,所居之处,豕牢遍布,养豕成风。豳地作为不至公叔祖类十一代人的长期生息繁衍之地,其畜牧业的繁盛是以养豕作为突出特点,故以“豳”而名其地,十分恰切。一个有特点的地名的产生,必然是悠久丰厚而独具特色的文化积累的结果。先周之民的畜牧狩猎及社会生活中,豕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证之以《诗经》,则《大雅公刘》与《豳风七月》皆“豳之遗诗”,[43]《七月》所述皆豳俗。《七月》第四章曰:“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飘,献于公。”“一岁豕也。”“三岁豕也。”《公刘)第四章曰:“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造者告也,“凡告祭通日造也,造亦通作告。”“曹者,犴之省借,《艺文类聚》引《说文》:‘祭豕先日曹’。《玉篇》:‘槽,豕祭也。’《广韵》;‘糟,祭豕先”’。[44]是以知豳地先周之民,举凡畜牧、狩猎、燕飨皆必用豕,且燕维之前要祭猪神,可见其地位之不同一般。《逸周书世俘解》谓周武王“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则周人直至有史以后还盛行养豕之风。证之以豳地之遗俗.今甘肃庆阳地区及陕西之郇县、旬邑、永寿、长武等县(皆古豳地),凡民居所在。皆有豕牢,农耕之家,户必养豕。且年节婚丧宴飨亦必用豕待客,“执豕于牢”之情形今尚常见,并视养“过年猪”为家境富裕之标志。而关于豕的农谚亦有很多,如“槽里有猪,地里有肥,囤里有粮”、“富不离书,穷不离猪”等。民俗千年一脉,古今相承,是文化的活化石。民俗独特的地域性为我们考察囊地所在提供了重要参照。这里所论仅为一端,其他如《七月》之“穹窒薰鼠,塞向土蔓户”、“八月断壶”、“采萘薪樗”、“彼南亩”,《公刘》“相其胡阳”、“酌之用匏”,《绵》一章言在豳之“陶复陶穴”等,皆为豳地独特之民俗。

据上所论列,豳地非山西之汾明矣。另据方志.前文所引《庆阳府志》明谓甘肃庆阳为“北豳”之地,不、鞠陶、公刘“俱历世为兹人”。又《宁县志》云:“宁州西一里许,周之先公刘居此,谓之北豳,有公刘邑。”《正宁县志》曰:“正宁为北豳旧地,公刘属邑”、“西南到州八十里,顾其地界.陕甘之间与郇、耀等境,犬牙交错……今存正宁县博物馆的宋大中祥符二年立《丈宋宁州承天观之碑》云:“兹县……轩丘在望,乃有熊得道之乡;豳土划疆,本公刘积德之地。”俱言之凿凿,足为旁证。参以前文所引《汉书地理志》、《括地志》、《诗集传》三家对豳的界说,则公刘旧邑之豳地,其范围当在不、鞠掏及公刘前半生三代人教民稼穑、艰难举业之“北豳”及公刘迁居后之“南豳”,正不出前文所论证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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