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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研究】论庆阳窑洞住宅的特征

作者:曹 燕,朱世广;原载于《陇东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0-10-28 13:19:03   浏览次数:1854

 

 

                                                                      二

  就形制而言,主厚古代窑洞主要有以下几种:
  明庄:依山劈崖,挖窑而居。通常是三面空旷。也有三面临崖,一面向沟壑而空旷的。这种庄子有的修成正方形、长方形,有的修成半圆形。在庄内,常常一面或三面挖窑,分年龄辈份而居。庆阳原边沟壑地区的群众大多修这种庄子。
  半明半暗庄:前有高地,后有大山,或前低后高的胡同里,开挖庄基,庄前土不取空,低于正庄面数米,开巷道或巷洞,修大门。这种住宅一般适用于原面或丘陵地形。
  地坑院:在没有崖面或胡同等利于修建前两种窑洞的平面地区,人们利用往日的废涝池、自然坑洼以及认为修宅居住风水好而且出入便利的地方修建这种住宅。实际上,地坑院是原区群众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对庆阳古老“穴居”住宅最直接的发展和进化。这种住宅一般是在旧涝池或废坑的基础上开一大方坑,四壁开凿窑洞。大多三面挖凿窑洞,一侧开巷道,供上下通行之用。这种地坑院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是排水不便,人们只有在院了中间挖一圆坑,以蓄渗院内的雨水。崖上多的护崖矮墙。这种庄子,为原区群众修建,比较费时费工,也容易遭受水灾。
  除山区修建于半山腰的明庄有时有些特殊外,窑洞院落的基本形制是大体相同的。窑洞的外观为一锥圆型。由于各地土质不完全相同,自然条件的便利程序有别,加上劳动力和修建时间等因素,修建窑洞庄园的情况既是在同一地区也常常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院子的大小、窑面的高度、窑洞的数量和高深度等方面。地坑院窑洞庄院的长度一般在15米左右,深度在6米左右,宽度因院落性质、地形、地貌而差异较大。小的通常有十多米见方,常常呈座北向南的方向。在正面,一般修挖窑洞三孔,左右两边修相同数目或少于正面的窑洞,十分讲究左右之间的对称。出入通道多修建于庄院主窑的对面,通道所在的一面一般不修窑洞,修时也只是小于正侧三面许多的辅助性窑洞,如厕所,鸡、猪、牛、羊圈所。主窑(即正面的窑洞)一般略大于其他窑洞,大体为深6.6米左右,高3—4米,底宽3—3.3米。较大的院子有二十多米甚至几十米见方。一面挖窑五孔或七孔,能容纳几十口的大家庭居住。窑洞口用土坯或石块砌筑,留一门、两窗或三窗。窑内靠窗处建土炕,然后依次摆放简单的家具。用作厨房的一孔窑洞,也是靠窗建炕,临炕筑锅台、架案板、置放坛坛罐罐等等。锅台的烟囱必须通过土炕通过窑外或崖顶,这大概也是庆阳窑洞住宅有别于其它住宅的一个显著特征吧!
  半明半暗或明庄院除崖面高度因地形而异,一般受地形限制,多数不能修建左右对称的窑洞之外,其宅与地坑院窑洞相同。
  明庄、半明半暗或地坑院三种窑洞庄院构成了庆阳大约从古代直到近现代的基本住房形式。在这期间,三种窑洞形式互相补充、相互借鉴和促进,共同发展。大约到了近代,庆阳人民又借鉴瓦房或窑洞的优点,发明了一种更加省工实用的平原干旱地区的住宅形式——箍窑。
  箍窑,是用土坯或天然石块箍成的地面窑洞。是一种既具有窑洞的优点又有瓦房特征的土制房屋。箍窑,克服了地坑院住宅修建过程中费工而又易受洪水侵袭的最大缺陷,更适合黄土高原原区群众居住。这种住宅与地坑院窑洞相比,更加省工省料,却又继承了窑洞冬暖夏凉、经济实用的特点;与瓦房相比,却更为节省费用,而且更适合冬天不架火炉的情况下居住生活,因而深受庆阳人民的喜爱。区内至今保留建筑150多年,经地震考验,迄今仍作住宅的箍窑,可见其坚固耐用。解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庆阳乡村居民进一步在土箍窑的基础上发展了砖箍窑,在保留窑油特点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实用性和坚固耐用性。
  解放前,庆阳区内民间居住窑洞的约占95%以上,住房厦的仅为少数富有者和城市官邸富商,一般群众都是凭借苦力,靠山临沟,因地就势挖窑居住。这种窑洞无梁柱支撑结构,也不覆顶,既省时又省钱,经济实惠,经久耐用,可世代居住。直至今天,在庆阳多数偏远农村中,群众仍居住各式的窑洞。
  解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修新庄,盖砖瓦房和楼房的越来越多,居民的住在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窑洞庄院和箍窑的住宅形式除在偏远农村和山区依然存在外,靠近城市的乡村和平原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已渐渐退出了居民生活,成为一种比较稀有的住宅历史了。

                                                                   三

  庆阳窑洞的产生和延续的物质条件是深厚的黄土层的存在,是远古庆阳“穴居”生活的继承、发展和进化,是中国窑洞住宅的典型形式,是中国窑洞文化的精华。窑洞具有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节省土地、经济省工以及特别适应于农耕者居住等诸多优点,映射了庆阳古代劳动人民在艰苦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窑洞住宅培育了庆阳古人安土重迁、眷恋故土的情感,表现出浓厚的祖先崇拜、道教的风土观和儒家“长幼有序”的伦理思想。同时也是庆阳远古以来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一种反映。作为庆阳特定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之下的民俗文化,笔者以为庆阳窑洞民居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 窑洞住宅是远古庆阳居民“穴居”生活的继承、发展进化,其生产和发展经历了5000多年漫长的历史,是中国摇动住宅的典型形式,是中国窑洞文化的精花。
  庆阳境内早期的地穴式和类窑洞式三种住宅距今已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和发展,人们在长期的生活时间中逐步利用黄土高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取三种住宅形式的优点,在实用的前提下日益追求美观,利用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将“地穴”式和“半地穴”式开挖成有一定艺术标准的正方、长方型地坑院或半明半暗庄院,然后凿窑洞居住;将“类窑洞式”发展为明庄住宅,从而克服了早期“穴居”住宅的空间小、容水量少、阴暗潮湿、简单粗糙和抗灾害性差的缺陷,赋予窑洞住宅以实用加美观的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从后来庆阳窑洞的型制来看,挖凿大小一般依据人口多少、经济能力而定。而且,讲究左右对称、巷道在中心轴线上,此后,庆阳的窑洞日益朝着实用、美观的方向发展,依次逐步形成了窑洞四合院为主体的各种形式的窑洞民居。
  著名的民俗学家陶立璠先生认为:“窑洞在中国分布很广,按窑洞分布的密集度来划分,可分为晋中南窑洞区、陕西窑洞区和陇东窑洞区。”[9]按照这种分发,陇东窑洞在中国三个窑洞住宅区应当是类型最齐全、形制也最丰富的。晋中南窑洞区和陕西窑洞区所有的靠山窑、筛窑、石筛窑、砖筛窑等形制在庆阳窑洞中都有,而且,庆阳还有独特的半明半暗和地坑窑洞形式。在结构布局、排列效果等方面,庆阳窑洞也最为丰富多样。因此,庆阳窑洞是中国窑洞住宅的典型形式,是中国窑洞文化的精华。
  
第二、 窑洞具有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节省土地、经济省工、适应农耕生活等优点,射影了庆阳古代劳动人民在艰苦的漫漫长河中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
  窑洞住宅除门窗等部位用木材外,95%以上的面积都是黄土或势头,整个建筑所用可燃性物质极少,因为很少有火灾发生;窑洞修建于深厚的黄土层中,每个窑洞之间至少也有1.5米以上的黄土间隔,很少受外界影响,具有机好的隔音效果;窑洞住宅深入黄土层数米,冬天保温,夏天隔热,冬暖夏凉,为人们提供了安静而又舒适的生活、休息环境。光绪丙子进士惠登甲诗赞庆阳窑洞云:“远来君子到此庄,休笑土窑无瓦房;虽然不是神仙洞,可爱冬暖夏天凉”[10]。窑洞多利用自然的坡、沟、坑和废涝池修建,不占耕地,最大限度地节约了土地;而且在修建中可以根据每户的经济与人口、龙动力状况,可大可小,利用农闲季节及晚上分期修挖,既不影响农时,又可使土质干硬,从而保证了修建与居住安全。窑洞住宅常常利用不便耕种的废弃地,可以修建于耕地附近及周围,基本不占耕地,而且利用自然黄土资源,便于农作物的收藏保管;用丰富的黄土积粪施肥,便于就近耕作和粮食产量的提高等等。
  窑洞住宅是青羊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重大发现,是青羊人民在漫长的年代里与黄土同生存共相处的实践中对黄土特性一种规律性认识的反映。体现了庆阳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提升认识,不断地利用自然,改善生活环境的奋斗净胜,映射了庆阳古代劳动人民在艰苦的漫漫岁月中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
  第三,庆阳窑洞十分讲究实用与和谐美观的艺术效果。
  “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概念。庆阳窑洞从修建到装饰都十分讲究实用,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务实”思想的具体体现。窑洞住宅的修建,从选址、计划、挖凿到装饰,贯穿整个过程的基本原则是“实用”。在选址时,人们首先考虑的因素是便于生活、便于劳动;在计划中,人们特别注重庄向的面北向南、窑洞的布局排列、通道的位置坡度;挖凿与修筑时,讲究窑洞的坚固和谐。从内容结构来看,窑洞住宅,都是锅台连炕。每当做饭,土炕便成了火道,一顿饭的火力,就足以消除土坑的冰冷潮湿,既实用,又节约材草;装饰时则看重外观的整齐和谐、美观大方。如门窗安装。庆阳窑洞的门窗一般比山西、陕西的窑洞小些,主要是从保暖的目的出发,但却要讲究门与主窗的平行、对称,等等。
  无论是明庄、半明半暗庄还是地坑院,无论地形如何复杂多样,窑洞始终是呈曲线或折线排列。典型的地坑院则左右对称,上下通道与主窑洞形成一道中轴线,将一个院子分为左右一致的两半,构成一个典型的地下四合院。窑洞与窑洞、窑洞各个部位之间始终表现出和谐与完美的艺术效果。
  
第四,窑洞住宅培育了庆阳古人安土重迁、眷恋故土情感,表现出浓厚的道教风土观和儒家“长幼有序”的伦理思想。
  安土重迁是黄土文明——农业文明的重要特征。在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下,庆阳居民对土地的依赖远胜于长期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游牧民族。上古时代陇东肥沃的土壤养育了远古的人民,也使庆阳人习惯于在故土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习惯于这种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安宁与平静。在安土重迁的文化心态下,形成的小农意识,一方面表现为胸无大志:老婆孩子热炕头,成为古代普通陇东男人的最高人生理想追求。只有被故土抛弃者,才会于万般无奈之下,背井离乡,离家远走。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故土深深的眷恋和强烈的民族凝聚力。
  庆阳窑洞民居在发展进步中还深深地表现出道教的风土观和儒家“长幼有序”的伦理思想。道教自魏晋南北朝进入庆阳后,就很快为庆阳人民所接受,并在包括修建住宅等生活文化多方面渗入了其思想观念。如修建新庄将“风水”看作头等大事,讲究“背实眼阔”,即背面要靠实,对面要眼界开阔;厨房要安排在上首;上下通道不讲究“正”,而要根据“风水”作一些走向上的调整。院落的布局在风水好的前提下才考虑什么地方作什么安排等等。与此同时,庆阳窑洞还表现出强烈的儒家“长幼有序”的伦理思想。窑洞的修建,注重主窑大于边窑、正窑大于侧窑。正面崖上的中间一孔窑洞叫主窑,也叫客窑,是祭祖、接待客人和长辈居住的地方。主窑旁边的窑洞,除左面的一孔安灶坐厨房,其他窑洞用于小一辈子,表现出陇东先民们对于祖先的崇拜和对长辈的尊重。这是陇东高原人民人文文化着眼现实,也是儒家“长幼有序”论理思想在窑洞民居中的集中反映。
  
第五,窑洞住宅的长期存在,也是庆阳远古以来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一种反映。
  窑洞住宅既是黄土高原古代居民利用深厚的黄土资源一种绝妙的发明创造,同时又是古代黄土高原以及庆阳居民长期经济落后、生活水平地下的反映。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庆阳一带长期是一个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杂居的地区。由于历史上尖锐的结集矛盾和连绵不断的民族冲突,这里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春秋战国时代,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长期争战,秦、汉数度征讨匈奴,每一次战争都使这里的人民饱受战祸之灾。自东汉以来,庆阳更是动乱连年。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失败,历时十年时间。经过这场动乱“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为之虚耗,”[11]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到桓帝永嘉元年(145年)发生了第二次羌人大起义。这次,北地郡成为主要的战场之一。史书记载“自永和羌叛”“叛乱几年,费用八十余亿。”士民死伤累万,以至“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至永康元年(167年)的第三次羌民起义过程中,北地兵民死于战祸者也是不计其数。东汉末年天下打乱,陇东一带又成为各种势力反复争夺的场所。地方割据势力杨秋、马超等先后占据北地,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入主陇东。不久,魏蜀之间展开了数十年争夺关陇的斗争,北地虽未成为主要战场,但也深受其害。东晋十六时代,北方战乱长达140多年,而且,十六国中有10个政权占据甘陇全部成一部。各个政权的反复争夺和频繁更替,是的庆阳依然处在军阀混乱的局面下遭受涂炭。北魏正光五年(524年)羌人莫折太提在秦州(今西和县南)起义,揭开了六镇起义的序幕。陇东高平即起响应,至永安五年(528年)建立了万侯丑奴为领袖的陇东起义政权。在镇压陇东起义军的过程中,北魏军阀势力在庆阳一带大肆杀掠,再次造成了空前规模的战争灾难。以后的五代、宋、辽、西夏、元、明、清各代,庆阳始终是各民族政权冲突的主要战场。特别是宋、辽、夏在陇东地区的争夺和斗争、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军与清王朝激烈残酷的武装斗争,更使陇东人民饱受战乱和杀戳之苦。延续千年断断续续的战乱,带给广大庆阳人民的毫无疑问是食不果腹、衣不裹体、流离失所。不仅严重影响了庆阳经济的发展进步,而且使这里的人民长期处在极端贫困的生活水准下。窑洞住宅的省钱、省工,不需要花很多钱就能入住,也可以没有很多家具的经济型,与庆阳古代人民在长期战乱中所具有的经济水平一致,这也是庆阳窑洞长时间使用和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2] 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文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729—740
  [3] 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宁县阳洼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3;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文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
  [4] 李红雄《陇东地区阳洼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简析》,《陇右文博》,1998,(2)。
  [5] 《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版。
  [6] 参阅李仲立《试论先周文化的渊源、公刘迁幽辨析》,《庆阳古代史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
  [7] 参见张耀民《庆阳农耕文化考略》,《庆阳古代史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
  [8] 路笛《不窋与鞠陶考略》,《庆阳古代史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
  [9] 陶立璠《民俗学》,学苑出版社,2003,138.
  [10] 转引自庆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477—178。
  [11] 《后汉书·西羌传》,中华书局版。

       庆阳是一块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华夏故土,同时又是历史上民族杂居和民族融合的重要舞台,民俗文化相当丰富,无论是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层面,还是宗教信仰、婚丧祭祀等精神层面都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庆阳的窑洞文化是该地区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的内容之一。
                                                                                     
  庆阳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早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1] 距今七千年前,薄河川谷就开始了垦荒植谷的早期农耕。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从事种植、畜禽饲养、制陶等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活动,开始了最早的定居生活,窑洞式住宅的雏形出现了。根据考古资料,庆阳境内目前已经发展的数百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普遍地存在着以“穴居”为基本特征、但有不同样式的住宅形式。[2] 如宁县庙嘴坪遗址、宁县店子沟遗址、西峰显胜柳城遗址、宁县董庄遗址、宁县潘坪阳洼遗址等等,都发现不同数量的住宅遗迹。学者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将庆阳境内新石器时代的基本住宅形制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地穴式、半地穴式和类窑洞式。
  由于人为和自然地破坏,庆阳现已发现的各种新石器住宅基本上都残缺不全,只有宁县阳洼遗址,不仅发现的住室数量丰富,而且比较完整。从阳洼遗址结合其他各处的情况来看,本地新石器时期的住宅以圆形居多,面积均不大,大体有20平方米左右。地面一般铺有白灰,屋内常见圆形台式灶或壁龛式灶。有的住房屋壁用火烧结成固(镇原王沟遗址),还发现有中心柱痕迹(宁县董庄遗址)。[3] 三种形制因地而易,一般来说,主要在河谷周围建立聚落,在陡坡地段建地穴式住宅,在缓坡地段建半地穴式住宅,在断崖地带则建类窑洞式住宅。[4]
  以上三种住宅形式不断改进和发展、长期并存,成为从新石器时代直到夏末商初庆阳古代居民最基本的住房形式。
  在夏朝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5]即来到了庆阳一带,并且以今天的庆城为中心建城立制、教民稼穑。[6]周人祖先来到庆阳,在积极推广农耕文明的同时,还改进了庆阳原始居民的住宅形式。[7]据记载,当周人先祖移居庆阳时,庆阳当地居民仍然过着“穴居”生活,就是在地面挖一个圆形或或长方形的坑,上面盖上树枝树叶,再盖上一层土。地穴中铺上石灰或干草,以避风雨、遮寒冷。这种地穴很潮湿,人长期居住容易生病。不窋到庆阳后,从修建陶窑中得到启示,并且根据庆阳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发明了“陶复陶穴”,即以陶窑的形式挖凿的窑洞式住宅,教人改变穴居习惯,不窋死后,他的儿子鞠陶继任部落首领,继续大力提倡“陶复陶穴”,将窑洞住宅进一步发扬光大,甚至推广到周围戎狄部落,[8]使庆阳人民最终走出了地穴,开始了庆阳历史上长达几千年的窑洞生活。“陶复陶穴”即“窑复窑穴”,是周人根据陇东独特的环境地理条件,创造的两种不同形式的窑洞。在塬上,正面凿的窑洞为“陶穴”,在川谷台地上,沿河床两岸的半山腰、或在塬边的沟壑之地,旁穿的窑洞庭湖为“陶复”。陶复是半穴居的窑洞。这两种窑洞所反映的陇东远古以“穴居”为主要特征的住宅形式是非常明显的。
  显然,陇东的窑洞住宅萌芽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是古代陇东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根据庆阳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发明的一种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原始的、富有中国北方黄土高原特色的住宅形式。到了夏末商初,周人先祖移居庆阳,在长达十多代人、数百年苦心经营的过程中,借鉴陶窑的技术加以改进,于是产生了具有近代意义的陇东窑洞,对于陇东古代的住宅风俗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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