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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研究】傅玄及其《傅子》

作者:高新民;原载于《庆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0-10-28 12:59:12   浏览次数:3483

  傅玄《傅子》中最为可贵的是他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民危则国危。因而,提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其为治之要乎”(《傅子·安民》)的重要观点。

  为了缓和魏晋之际特别是西晋初年的社会矛盾,确保西晋王朝久安长治,傅玄著书立说,上书谏言,从当时社会现实出发,对秦亡之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和系统的反思,他认为秦王朝“荷戟百万”,“威凌沧海”,而又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秦之虐君”,“行其暴政”,“倾天下之财不足以盈其欲”,“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于是蓄怨积愤,同声而起”。(《傅子·检商贾》)由此,他得出结论:“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傅子·曲制》)只有“息欲明制”,才能“天下定矣”所以,他针对魏晋的腐败通知指出“不息欲于上,而欲使下之安静,此犹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凋废,难矣。”(《傅子·检商贾》)并说:“上欲无节,众下肆情,淫侈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傅子·校工》)可谓切中了诊治魏晋病态社会的要害。在傅玄看来,要使西晋王朝久安长治,不仅上要“息欲”,而且下要“安民”。他认为,要安民,必须富民。“民富则安,贫则危。”(《傅子·安民》)“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傅子·补遗上》)为此,他从多方面提出了富民的措施。

  其一,分民定业。

  魏晋时代是中国古代民户大流徙的时代,由于战乱频繁,赋役杂多,致使老百姓流离失所,游食糊口。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导民归业,晋初,傅玄上书晋武帝,提出了“分民定业”的建议。他说“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臣以为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此皆事业之要务也。”(《晋书·傅玄传》)只有如此,才能使“士思其训,农思其务,工思其用,贾思其常”。(《傅子·检商贾》)从而实现“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贾以通其货”的太平盛世,使天下之民“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给用,居足以避风雨”。(《傅子·检商贾》)事实上,在傅玄看来,“分民定业”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他说:“业分则不相乱,事一则各尽其职。”(《傅子·安民》)也就是说使天下之民做到各从其业,各思其务,各行其事,各尽其职。傅玄的这一建议尽管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带有极大的空想性,但他企图通过“分民定业”以达到富民安民和稳定社会的愿望无疑是正确的,符合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二,平役赋,裁冗官。

  魏晋之际,贵族世家、官僚门阀纸醉金迷,荒淫无度,挥金如土,日食数万,“奢侈之费,甚于天灾”。(王仲荤《魏晋南北朝史》)这无疑加重了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榨。傅玄对当时劳动人民所承受的超经济剥削和繁重的兵役劳役负担深表同情和不安,他以“河内诸县,去北山绝远,而各调出御上当真人参,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调非所生,民以为患”的事实(《傅子·补遗上》)为例,痛斥统治者在实物征课方面存在着的所征非所有的不合理现象,并指出“今蚁巢减持官牛者官得八份,土得二份,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份,土得三份”(《晋书·傅玄传》)的租税政策是极不合理的,若长此以往,人民“必不欢乐”,且有对谷物之“损弃之忧”,必须加以调整,即“持官牛者与四份,持私牛者与官中分”,使人民“欢然悦乐,爱惜成谷,无有损弃之忧”。鉴于此,傅玄建议,朝廷在租赋征课方面应信守四条原则,这就是“量力”、“至平”、“视势”、“有常”。即“量民力以赋役”,(《傅子·安民》)“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国有事则赋重役勤,国无事则赋轻役简”,不应“用有尽之力,逞无穷之欲”。(《傅子·平赋役》)傅玄的这些主张不仅使他的富民主张有了实在的政策保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仅如此,傅玄还提出了“官民同耕”的主张,要求朝廷精简机构,裁减冗官散吏,使之归之于农,并按其田产收其租税。这实质上也是在减轻人民负担的一条重要途径和有效措施。晋武帝曾下过《耕籍诏》,表示要与“群公卿躬耕稼穑之艰难,以率天下先”,(《晋书·礼志上》)并在《赐郡县长吏诏》中要求“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竟务农功”,(《晋书·食货志》)看来是接受了傅玄平役赋、裁冗官的建议。

  其三,置水官,兴水利。

  由于傅玄在魏晋时期做过较长时间的弘农太守和领典农校尉,所以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实状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对封建社会里农民靠天吃饭的现状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为此,西晋初年,他提出了兴修水利、改土造田的主张。傅玄说:“陆田者,命悬于天也,人力虽修,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傅子·补遗上》)所以,他书谏晋武帝,要求设置水官,兴修水利。建议挑选和配备一定数量的懂技术有经验的水利官员,以保证农田水利建设的实施,而对那些“不勤心以尽地利”的官吏要尽快“转为他职,更选知水者代之”。(《晋书·傅玄传》)干宝曾在《晋纪·总论》中写道:晋武帝太康年间,“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革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当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当然是些溢美之词,但太康时期确实出现过一时之繁荣,可以肯定,与傅玄兴修水利、重视农业不无关系。

  傅玄富民、安民的思想,虽无完全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仁爱,而主要是为了求得封建王朝之长治久安,但他的建议和主张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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