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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研究】《庆阳先周历史与农耕文化》导言

作者:刘治立   发布时间:2010-10-28 11:54:59   浏览次数:10723

 

灭商而建立周王朝的周族,是中国古代一个古老的部族,在灭商之前,这个部族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灭商之前的周族历史被称为先周时期。由于文献对先周历史的记载有许多含混之处,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随着地下材料的增加,学术界对周族起源、地望、族属、生产状况、社会结构等问题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庆阳是先周部族曾经活动过的重要地区,有关周人奔戎狄与公刘迁豳等问题在研究中分歧较多,许多方面在尚需要进一步审视。
一 、周人的起源及其主要活动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期。周人的祖先是有邰氏女姜嫄,传说姜嫄为帝喾元妃,有一次到野外,姜嫄“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1]
弃从小怀有巨人之志,喜欢种植庄稼,“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2]弃在虞夏之际定居在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发展种植百谷的事业,对于部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被尊为“后稷”即农师之官。
夏朝第十三代王孔甲统治时期,各种矛盾趋于尖锐,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候叛之”[3]。“德衰”是历代史学家专门用来说明某一王朝没落时期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专有名词。夏朝的统治,从孔甲开始,逐步走上衰乱的道路。孔甲乱夏的标志之一,就是忽视作为夏朝立国之本的农业,“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失其官而奔于戎狄之间。”夏王鄙弃农业,使周人首领失去了世代相袭的农师之官,因此率领族人向西迁移。
《国语·周语》记载:“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窋率领周人在庆阳一带从事先祧所倡创的耕稼事业,《国语·周语》曰:不窋率领族人窜于戎之间后,“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史记正义》曰:“言不窋奕世载德,不忝后稷。”不窋继承和发扬先代的美德,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同时,为了避免族人之间的纠纷,他还将俗成约定的道德准则整理成一定的训典,用来约束和引导人们的言行前引导人们的言行。
不窋在庆阳一带垦荒务农,修筑城池,过着较为稳定的农牧业生活,《括地志》记载:“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李学勤说:“目前已知的先周文化遗址分布,主要在陕西中部泾渭流域一带,大致范围,北界达甘肃庆阳地区,南界在秦岭山脉北侧,西界达六盘山和陇山,东侧在子午岭西侧至泾河沿岸一线”[4]。由子午岭、六盘山和陇山环抱的半封闭地域,孕育了周人的早期文化[5]
公刘于夏末商初迁移到豳,他“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恢复农业生产技术,使作为华夏族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得到延续和发展。他探察水源,勘探地形、划分地界,发展农、牧、桑、麻诸业。他自漆沮渡渭取砺取锻制作得力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族人的财富,使“行者有资,居者有继续。”公刘还“彻田为粮”,开垦荒田,扩大了种植面积,加快了财富的积聚。为了保护周人的劳动成果,他还建立起一支武装力量,这支队伍非常雄壮,“弓矢斯张,干戈扬戚” ,族人亦兵亦农,“其军三单”,分三部分轮流生产和执行防守任务。公刘还修建了城邑和宗庙,“乃觐于京”,“于京斯依”,召集族人共同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食之饮之,宗之君之”[6]。公刘迁豳影响重大,“盖自不出窜戎以后,地非安乐,市多草创,历三世至公刘有令德,而生聚亦渐蕃,物力亦渐充,于是始择善地而迁,立法定制以垂永久,其后遵守之而不改耳”[7]。为后来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道之兴自此始”[8]
公刘死后,其子庆节立,“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9]。高圉为公非之子,《世本》作高圉侯侔,亚圉,《世本》作亚圉云都,皇甫谧云:“云都,亚圉字。”到高圉、亚圉的时候,正是商王武丁在位时期,周已经成为商朝西部的大邦,经常与商王朝发生冲突,商朝多次派军队进攻周。武丁之世的卜辞,有许多关于“周候”的记载,说明周与商王朝的联系很密切。陈梦家列出了十六条之多。这些材料大多的商王命令某族伐周,卜辞中璞、敦,都是征伐的意义。后面几点则对周可以下命令,也关怀周的擒获,说明周很可能已经对商顺服了。武丁以后的卜辞,即不再有关于周人的记载[10]。武丁为商代名王,传统的历史称他为复兴殷道的高宗,享国五十九年。从这些卜辞材料看,至迟在高圉、亚圉时代,这支生活在豳地的人已经被称为周了。“高圉、太王能帅稷也,周人报焉。”高圉对周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和后来的古公亶父一样受到周人的隆重报祭。
公叔祖类死后,其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是公刘之又一位杰出的领袖,他“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年,命周公父赐以岐邑。”《后汉书·西羌传》也说:“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梁山而避于岐下。”可以推知古公亶父前期居豳之时应在商朝武乙之前。今本《竹书纪年》又说:“祖甲十三年,西戎来宾。命侯组绀。”根据《汉书·古今人表》和《史记索隐》的有关材料,组绀即古公亶父的父亲公叔祖类。公叔祖类在商王祖甲时,从祖甲到武乙,其间还有廪辛、康丁两代。按照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墟文化分期法,与公叔祖类、古公父相当的殷王祖甲、廪辛、康丁、武乙四代,正处于殷墟文化的第二期与第三期过渡时期,约当公元前12世纪后期。姬周族从公元前17世纪的不开始、到公元前12世纪未的古公父离开豳地为止,其“窜于戎狄之间”的时间竟有500年左右[11]
古公亶父迁移的原因是戎狄的威胁,“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古公亶父不愿意与熏育发生战争,于是决定率领部族离开豳地,渡过漆水和沮水,翻越梁山,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周人到达岐山之下(今陕西岐山县东北)的周原,周原土地肥沃,非常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周人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辟荒地,悉心经营。豳地民众扶老携弱,跟随古公亶父到岐山之下,“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 [12]。在古公亶父率领周族迁移的时候,许多其他部族也随行,“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13]。古公亶父“营城郭室屋”,“作五官有司”,国势日渐强盛起来。公亶父之后,季历继位。季历又称王季,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周族首领。季历时正值晚商的武乙、文丁时代,当时的商周关系基于共同对付晋境的戎狄势力的需要而处于良好状态。季历曾经讨伐西落鬼戎,俘获20名狄王。周还讨伐了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乎之戎、翳徒之戎等,大多获胜,并且被商任命为“牧师。”季历往朝商王,武乙曾经赏赐以土地和玉、马等。商朝既要利用周的力量对付戎狄,又担心周的势力扩大。季历后来被商王文丁杀掉,可能就是商朝遏制周人势力的一个举措。
季历之子周文王在位时,“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14]使周的势力有了更大发展。周文王遵从后稷、公刘农耕事业,注重农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使周原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周文王知人善任,重用贤臣如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鬻子、辛甲大夫等,这些贤臣有不少是与周关系密切的方国部落的首领。同时,周文王以照顾鳏、寡、孤、独的善举来团结族众,“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15]。周文王使周在远近的方国中赢得了很高威望,许多方国争相事于周。
早在周文王后期,已经积极准备灭商。他先讨伐周以北的犬戎和周以西的密,以求稳定后方。密为姞姓小国,其政治中心在今灵台县百里镇,辖取相当于今灵台、泾川、镇原、宁县等地,为殷的联盟势力。阮在今泾川县东南,共在今泾川县北,均为周的友邦。密与周作对,并且侵伐阮国和共国,引起了周人的愤怒,“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16]周原卜辞“今秋王西克往密”,正是周文王伐密的明证。《尚书大传》曰:“文王受命三年而伐密须”,伐密确保了周西境的安宁,使周在今后的行动中无后顾之忧,同时扩大了西边的领土,巩固了后方,然后向东扩展势力。《逸周书·大匡》篇有“文王宅程”之说,此“程”即《孟子·离娄》下篇所说的“毕郢”,地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处于毕原之上。文王迁居于程,适应了东进灭商的战略需要。文王的向东发展,主要有伐黎,伐邘、伐崇等事。黎在今晋东南的长治、黎城一带。文王代黎使商朝的有识之士震动很大,商臣祖伊认为此事是“天既讫我殷命”和“殷之即丧”的象征。邘地在商朝西南的田猎区,文王在此地即叩开了商的门户。崇在豫西嵩山附近,有高大而坚固的城墙,经过月余的攻打才攻下,终于崇国臣服。在伐崇胜利后,周文王将都邑从渭水北岸的程迁到渭水以南的丰(今陕西户县东),已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此后不久,周文王去世,其子武王姬发继位,积极准备推翻商朝统治的大业。
周武王九年,曾经率兵东进至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诸侯不期而会者多至800个。武王审时度势,认为时机仍未完全成熟,不能仓促进攻,所以命令退兵。直到纣王杀比干、囚箕子,陷于彻底孤立的时候,武王才认为灭商时机已到,决定用兵伐纣。武王十一年元月(公元前1046年),周师出发东征,除了主力军戎车300乘、虎贡3000干人、甲士4500人以外,还有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和部族的人员。二月间周军从孟津渡过黄河,奔赴朝歌(今河南淇县)。商军主力在征讨东夷,来不及调回抵挡,就将王都的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当月甲子日的早晨,武王在朝歌郊外的牧野和商纣王的军队展开激战。殷商军队中的奴隶阵前倒戈,引导周军进攻朝歌,商纣王逃奔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历史上叫作西周。
二 、先周文化研究状况
有关先周文化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历史学、考古学界的热门话题。1933年,徐旭生带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到陕西进行考古调查,拉开了先周文化研究的帷幕。1934年~1937,前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在宝鸡斗鸡台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后来发表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中,苏秉琦对瓦鬲墓进行分期,为探索先周文化开辟了道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涌现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研究硕果累累,《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及《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刘军社《先周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尹盛平:《周原文化与西周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于俊德、于祖培:《先周历史文化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仲立《先秦历史文化探微》(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专著先后出版,研究论文更是成倍增加。
先周文化的讨论更趋热烈,各种观点纷出。这些观点既有对固有认识的印证,也有依据新材料提出的新见。先周文化的研究要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即内涵、特点、地望、族源、世系以及与之相邻文化的关系等等,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1关于先周文化的源流
1963年,夏鼐提出西周文化可能源于“客省庄二期文化”[17]。徐锡台认为,没有发现齐家文化文化被周文化叠压的现象,早周文化可能是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一些齐家文化因素发展起来的[18]。卢连成认为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有可能是先周文化形成的重要源流之一,而齐家文化则可能是辛店文化、寺洼文化乃至先周文化的祖源。根据已知的考古资料,还看不出客省庄二期文化同先周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先周外呢化绝不是单一部族文化或部落文化,而是陕甘地区许多部落经过长期融合、分化而形成的周民族文化,因此,甘青地区早期青铜文化有可能成为先周文化的源头[19]。尹盛平、仁周芳认为,“虽然郑家坡先周文化与客省庄二期文化之间还存在着缺环,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是继承关系”[20]。但也有学者对此持疑义,认为先周文化以高领袋足鬲著称,客省庄文化晚期以单把联裆罐形鬲为其文化的显著特征,两者不属于同一个谱系[21]
邹衡指出,先周文化的的形成是由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的过程,这些文化因素的主要组成部分有来自殷墟为代表商文化,有从光社文化中分化出来的姬周文化,有来自辛店、寺洼文化的姜炎文化[22]。胡谦盈认为,寺洼文化应是姬周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因素,“既然姬周文化是寺洼文化的继续与发展,而寺洼文化乃是中国古代戎狄族的文化遗存,不言而喻,姬周文化也就是戎狄文化的一种继续与发展了。所以,无论我们从史书记录的姬周族源,还是从周人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资料,都可以得出姬周是属于戎狄族的一个分支的结论来。[23]而李峰则认为,“寺洼文化占比例最大的是马鞍形口双耳罐,这种罐根本们不见于先周文化;寺洼居址中常见一种罐腹鼎,亦不见于先周文化。相反,先周居址的主要器类湓、深腹罐、尊、瓮等也不见于寺洼居址。总之,两者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24]
2关于先周地望的研究
《史记·周本纪》提出周人最早活动于邰(今陕西武功),不窋时期迁至戎狄之间,公刘时期迁豳,古公亶父有举族迁至岐山。古公亶父以后的活动区域,争议不是很大。对于邰、“戎狄间”(《括地志》认为在弘化即今甘肃庆城县)及豳地所在,学术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邰地之争。三十年代钱穆提出周人早期活动地为山西汾水现有的晋南地区[25],“窃疑邠在山西汾城,踰梁山乃西避,非东迁。周人祖先之活动区域,亦在大河西部之一隈,稍后乃误以凤翔岐山说之”[26]。钱穆之“山西说”出现后,许多人接受了这种观点,如吕思勉认为“汾即邠,亦即豳,然则公刘旧邑,实在山西,太王踰梁山,当在今韩城。岐山亦当距梁山不远也。予案:……山西之地,三面皆山,惟自蒲津渡河入渭域为平坦,钱氏之言,衡以地理情势,固无不合矣”[27]。许倬云《西周史》亦持此说。邹衡提出先周文化来源于山系光社文化。山西说也受到了批评,齐思和在其《西周地理考》(1936年)中主张周族发祥地在泾渭水中上游一带,对钱穆的乱点提出了驳议。戴彤心也表示,“检查山西考古材料,光社文化遗址发掘简报刊布至今,在山西境内,特别是在晋西南地区,始终没有发现与光社文化遗址类似的文化遗存。至于光社文化如何经晋中进入陕西境内,如何同存在于周族发祥的先周文化融合等问题,都是难以用考古资料加以论证的”[28]。此外,景以恩认为周族应当源出于今山东的海岱地区,周族始祖弃所受封的邰在山东齐地,《淮南子》九州中有“台州”,《汉书·地理志》济南郡条下有“台”邑,先周族即源于该地,其地在今山东章丘市[29]
不窋迁入地之争。史载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失其官而奔于戎狄之间。据《括地志》记载:“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为义渠戎之地,周先祖公刘、不窋居此,古西戎地。”杜佑说:“安化,汉郁郅县地,今名尉李城,在白马两川交口,亦曰不窋城[30]。嘉靖《庆阳府志·古迹》记载,“不窋城,即府治,夏政衰,不窋失官,自窜于斯,所居成聚,故建城而居焉。”钱穆、许倬云、王玉哲等人认为不窋所迁戎狄之地在在山西。饶宗颐说:“余谓周语、周本纪具称不窋居戎狄之间,《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元和郡县志·关内道》三云:‘庆州,古西戎地,……今州城东南三里有不窋故城是也’。又《顺化县》下云:‘不窋墓在县东二里’。……唐人之说,非无根据。”[31]
豳地之争。第一种是陕西旬邑、彬县说。班固说:“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邑”[32]。曹魏到晋初,栒邑被撤并入漆县(治今陕西彬县),因此西晋时期杜预说:“豳,周之旧国,在新平漆县东北”[33]。唐初魏王李泰组织编写的《括地志》中说:“豳州新平县,即汉漆、沮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据此,豳的地望在今陕西长武、彬县、旬邑三县之间。
第二种是甘肃庆阳说。杜佑说:“宁州,夏之季公刘之邑,春秋时戎地(即义渠戎国),战国时属,秦始皇初为北地郡。”[34]北宋碑刻《宁州承天观之碑》说:“兹县据罗川之上游,实彭原之属邑……豳土划疆,本公刘积德之地。”康熙《宁州志·古迹》:“公刘旧邑,在州西一里,周之先公刘居此。诗云乃积乃仓,即此地也。掘土颇多古瓦。”汪受宽认为,《资治通鉴》卷四十胡三省注:“宋白曰:三水县东北二十五里邠邑原上有栒邑故城”,《中国历史地图册》将西汉栒邑县治定在今旬邑县东北约二十五公里之与北地郡泥阳县交界处;再看《陕西省地图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版),旬邑县城关镇向东北至县边界的直线距离不足二十公里,为子午岭西延段之山脊,山脊之北今属庆阳市之正宁县及宁县,汉代之栒邑县治不在子午岭南麓的今旬邑马栏镇,就在今正宁县后坡、林家坡一带。因此,不窋、公刘活动之豳地,在今庆阳市南境,而公刘所居之豳邑则在今庆阳市宁县境内[35]
此外还有山西汾水说,王玉哲认为豳为山西汾水旁边的一个地方[36]。徐中舒认为,“邠原为周之旧称,故周王又得称为汾王。《尔雅·释地》:“西至于邠国”,邠,《说文·水部》引作汃,汃即汾之省文。据此知古代邠地极为辽阔,从今甘肃庆阳以东至于山西汾水流域,皆属古代长林丰草野猪出没的黄土高原地带”[37]。出土于宁县的《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中说:“累忝沐恩景,世荷荣爵,历侍三朝,出牧汾蕃”,可以证明徐中舒之说不谬。胡谦盈说:“我们认为钱说不可取……迄今在山西常发现殷遗存,但从未发现过先周遗存。所以,我们认为豳都在山西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38]。李学勤等认为:“碾子坡居邑略早于古公迁豳之前,属于先周文化早期偏晚,以此为标尺,有可能找到比它更古老的先周文化,然应扩大到甘肃马莲河流域庆阳地区去寻找。文献所谓公刘迁豳,不是一个点,当为一地域范围的‘面’,所迁豳的最后定点,不是一代一次完成的其间当经几代周人在此‘面’上的自北而南逐步迁徙和逐步壮大”[39]
3关于先周世系的研究
周族先代的世系在夏、商、周诸族中可能是最模糊了,《史记》中所列周人世袭存在着许多疑点,这就为人们正确解释先周历史带来了一定的的障碍。首先是后稷与不窋的关系,谯周说:“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实亦不合事情。”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二者均认为史书记载中有缺环。孟子说:“有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40]。弃生活在尧舜时期,失稷之官在夏朝后期,公刘生活在夏桀时,五百年间传了四代人(后稷、不窋、鞠、公刘),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吕思勉分析《史记·周本纪》中的“号曰后稷……后稷之兴……”时说:“此三十余字之间,后稷二字,凡有三解,‘号曰后稷’之‘后稷’,指弃;‘后稷之兴’之‘后稷’,括弃以后居稷官者;‘后稷卒’之‘后稷’则不窋之父也。盖自弃至不窋之间,其名与世次皆不可考矣[41]。这种解释很有道理。李学勤提出,周人的先祖后稷,传说是尧舜同时代人。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大凡均具有二重性格,一是某个实在的个人,二是代表某氏族部落所经历过的一个发展时代,二者的关系在于被命名者亦大抵均为该时代该氏族部落先后产生的一批酋首人物,未必仅仅指一位。后稷即属此时空氛围的代表人物之一[42]。因此,弃是第一个“后稷”,而不窋是夏朝最后一个“后稷”,他是弃的后代,并非弃的儿子,与弃已经相隔若干代,由于历史记载失其代数,因而造成了混淆。宗德生认为,先周的世系本身并没有错,的确是仅十五代,问题在于弃这个周族祖先的存在时代。稷本是一种官职,稷之官不自弃开始,在弃为农官之前,烈山氏子柱早已任稷官。弃应是夏末商初人,他在那个时代做农官,所以从他算起到文王,世系总共十五代,年代无扞格,并无缺代可言[43]
其次,补先周世系之缺环。先周谱系应当比《周本纪》所记载的要长,史书所载可能存在许多缺漏,一些学者试图根据文献材料补史书之缺漏。王玉哲提出先周世系的新构拟,认为先周诸公名字凡四个字的都不是一人,而可能是兄弟两人,六个字为名的则是兄弟三人。具体地说,周的先公世系,辟方是公非的兄弟,侯侔则为高圉的兄弟,云都为亚圉的兄弟已有明文。公叔祖类、太公、组绀、诸盩、公祖诸名至少是四兄弟。古公亶父是古公和亶父兄弟二人[44]。张春生依据相关材料认为在弃(后稷)与不窋之间尚有台玺、叔均、后稷三代。
第三,何人可称为周人真正的初祖,学术界也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徐中舒认为,周人先祖应自不窋始[45]。李仲立从五个方面论证后稷始邰之不可信,进而提出周人始祖应为不窋[46]。顾颉刚认为周人始祖并非后稷,而是古公亶父[47]
4关于周人的图腾
图腾“totem”是原始人群体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标志和象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原始民族对自然的无知则是图腾产生的基础。在许多图腾神话中,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孙作云据《史记·周本纪》“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的记载,认为“这‘大人之迹’就是熊迹,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子,就是履熊迹而生子,周人以熊为图腾”[48]。赵光贤不同意孙氏说法,认为周族的图腾为天鼋,“”[49]。也有以植物为周部族图腾的,齐思和认为,“周人一稷始祖,以稷为谷神,以社稷为国家的象征,可见周族以为始祖,稷大概是周人的图腾”[50]。此外,还有认为周文王的图腾是龙,周武王则大有以鸟为图腾的可能;周族“以龟为图腾”;周族以麒麟(即糜鹿之属)为图腾;周族以犬为图腾;周族姬姓以虎为图腾等观点[51]
5关于先周经济与社会形态
周人最初为农业民族(部族),这在周原时代是很清楚的。但是窜入戎狄和迁居豳地时,其经济发展状况如何,成为有争议的问题。《国语·周语》记载,不窋率领族人窜于戎之间后,“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近年来一些研究者结合考古资料认为周人窜于戎狄之间,其经济生活也走向“戎狄化”,这期间的经济应当以畜牧业为主。胡谦盈认为,泾水上游及其支流地区进行的先周文化遗址往往分布在河溪旁50~80米的台地上,适于农业生产之地实在有限。姬周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是迁岐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他们在农业生产上似乎还是比较幼稚和原始的。所谓“戎狄化”,似应理解为游牧生活或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意思,不宜仅仅依据“后稷善于务农”之传说,就主张甚至断言周人很早(初期阶段)就是一个擅长农业的民族[52]。许兆昌《夏商周简史》认为,“大概从此(指不窋窜于戎狄)开始,周人的主要的主要生产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当地不适宜种植农业,因此,周人只好改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经济方式。但是周人毕竟原本是一个农业民族,对于畜牧业经济不会十分熟悉,因此,这一阶段是周人早期历史发展的低落时期”[53] 而李学勤等持相反的意见,“通常将此说成不住自弃于农业文化圈外,改采戎狄的游牧业方式(见徐锡台《西周诸王征伐异族的探讨》,《庆祝武伯纶先生九十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又许倬云《西周史》,第34页,三联书店,1994年)。这不免有先入想当然之嫌,……不住奔戎狄,仍有其定居邑聚。所谓“去稷不务”,应指原后稷酋邦分裂,‘隆播种’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系解体。所谓‘失其官’,乃是不窋失去了原本作为中心部落资格而担任的酋邦最高首脑地位。其实,不窋奔窜戎狄之间,只是迫于原先酋邦分裂的苦衷下,另辟新地,继续创业,并未改变周人固有的生活方式。”[54]
先周时期社会制度状况,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孙作云认为周人与商人同时在夏朝末年进入阶级社会,公刘已是一位国王,不窋也是一位国王[55]。李学勤等人根据“周道之兴自此始”的记载分析指出,所谓“周道之兴”,以为着周人又酋邦迈入了早期国家发展之道,公刘兴周道是承后稷事业发展起来,反映了与后稷酋邦阶段间的连续性,但却又突出对统治制度的“修”,此种变革亦早已在不窋时已发生,故可以说,周早期国家的产生,实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机械的突发事件,没有必要硬定其起点[56]。许兆昌认为公刘统治时期,是周人早期国家的草创时期[57]。杨宽认为,在先周世袭中,公刘第一个称“公”,这一称呼应是当时周族人对国君的尊称。从公刘第一个称“公”来看,周族创建国家的时代当在公刘时期,公刘时期实际上已经进入城邑国家阶段[58]。李亚农根据《诗经·公刘》所描述的情况,认为先周在公刘时期还处于氏族制时代,不过已经出现了家族和私有制[59]。张建军中和两种说法,认为在公刘时期,周族由前国家形态向雏形国家迈出了一步,公刘本人也从“大人物”向国家更走近了一步[60]。启良则认为古公亶父时期,周族进入国家形态,“古公亶父是周族发展的关键人物,其政治行为标志着周族脱离‘戎狄之俗’而开始进入国家状态”[61]
考古工作者为先周文化的深入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为进一步开展先周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有人统计,有关先周文化来源、面貌、世系、积年、分期等问题的不同意见达五十余种[62]。由于依据材料以及对材料的理解不同,甚至一些观点是难以调和的,但这种学术争鸣对于深入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先周文化与庆阳先周文化
1先周文化
“先周文化”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邹衡提出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邹衡认为,“先周文化是指武王克商以前周人的早期文化”,“先周文化的年代,大约相当于商代祖甲以后,直到商朝灭亡”。徐锡台把一批过去被认为是西周的陶器——联裆鬲(部分)、折肩罐、圆肩罐、深腹盆等提前到了先周时期,并命名为早周文化[63]。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先周文化”概念的说法有多种多样。据刘军社在《先周文化研究》中的统计,对“先周文化”的理解有五十多种。对于先周文化的下限,意见比较趋同,都认为是灭商之前的文化。但是对其包含的范围则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还包括其他族的文化在内,一种认为不应包括包括其他族文化在内。对于其上限,分歧更大,刘军社等人认为后稷以后,胡谦盈认为不窋以后,尹盛平认为,先周文化指公刘到西周王朝建立前的周族文化,公刘以前,其氏族名号是不是周,尚在两可之间,其氏族文化应不应该叫先周文化,可另当别论[64]。邹衡人认为在古公亶父以后。
据文献记载,周人的发祥地和早期活动的地方都在泾渭二水流域。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先周遗存是略早于太王时期的陕西长武县碾子坡遗址、武功县郑家坡遗址和岸底遗址、扶风县北吕周人墓地、甘肃崇信县于家湾周人墓地和香山寺墓地、九功塬子遗址等。关于先周文化的代表,学术界有不同的主张,分别为郑家坡遗存、斗鸡台遗存、碾子坡遗存等。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人们对于先周文化典型陶器的不认识以及相应的考古学遗存性质的不同界定[65]
2庆阳先周文化
庆阳是先周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夏朝后期,周人首领不窋率领族人来到庆阳,与生活在这里的戎狄民族共处,在从事农耕的同时,也利用陇东高原固有的草场资源从事畜牧业,对于庆阳的早期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窋、鞠陶、公刘等周先祖对庆阳古老的农业文明、底层社会的民俗生活乃至社会心理,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考古学中的先周文化研究成就,大大推动了庆阳先周文化的研究,但是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又有着自己的特征。我们所说的庆阳先周文化不是单纯的考古学文化,而是综合性或混合性的文化,因此其内涵和外延应当不完全相同。李仲立先生指出:“‘先周历史文化’的内容非常广泛,诸如族源族属、生产力发展水平石器、陶器、铜器、建筑设施及水平)、经济状况(农业、牧业、饲养业、手工业、货币、交换)、生产水平、祭祀、礼仪、婚姻状况、文字发展演变、制度文化、社会组织家庭公社、农村公社)、财产分配、等级、阶级关系、国家机构、军事组织及其征战、历史人物、殷周关系等”[66]。这种内容界定对于我们认识庆阳先周历史文化很有启发意义。
庆阳先周文化指不窋窜于戎狄间到古公亶父迁岐期间活动在庆阳的周族及相关部族的活动成果及其影响。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应当是多元的,如考古学、历史学、古代文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层面。
(1)考古学研究层面
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传统上,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现在它越来越独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
不窋所窜的“戎狄之间”的地域当在庆阳一带,庆阳在先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由此便凸现出来。不窋是由稷到公刘的一个过渡性人物,所以,庆阳在先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便体现在承前启后方面[67]。目前庆阳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成还十分有限,1984年在合水兔儿沟、庆阳县巴家嘴两地发现的早周残墓,出土有几件代表性的早周陶鬲,与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其时代在早周(先周)一、二期。这些遗存的发现,说明庆阳市有先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但其时代较晚,还无法与不窋时期的先周文化相联系。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主要涉及到的先周文化遗址有陕西省长武县碾子坡、扶风县郑家坡、歧山县王家嘴、长安县马王镇丰京遗址。断代工程要求通过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提供一个从先周到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序列,并在考古学分期基础上提供背景清楚的系列C14测年样品。但先周文化更早的源头在哪里,更是一些需学术界长期努力探索的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对先周文化的研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可见这项工程还没有涉及到庆阳周先祖的活动区。各种新的观点出现向庆阳说提出了挑战,而田野考古成果纷呈也为庆阳境内先周文化遗存的发现提供了参照。考古材料具有原始性和直观性,可以正文献之误,也可以补文献之缺,对研究人类历史的作用日益增大。在文献资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考古学方面的探索是研究先周历史的非常有效的途径。所以在今后的庆阳先周文化研究中,考古学层面的研究是不可不可或缺的。
(2)历史学研究层面
历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学科,一般而言,它包括对于历史过程的记录、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历史学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是历史研究主体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运用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和手段,在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客体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其特殊规律和特点的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历史知识。
历史学研究必须掌握主要史料,熟悉重要文献,才能有所创获。先周历史文化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它从文化侧面进入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先周民族(部族)发展历程及其创造的古代文明,是古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古代史学家如司马迁等人对先周的活动做了具体的记载,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司马迁无法对先周历史做出准确的判断,留下了许多的谜团。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地下材料与文献资料的大量增加,更使先周史历史研究走上专精之途。作为先周历史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庆阳先周历史问题的解决对于先周史乃至中国古史的研究会产生积极的作用。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的谜团,借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重构先周中期阶段的历史,逐步恢复其面貌,庆阳先周历史文化研究可谓任重而道远。
(3)古代文学研究层面
古代文学研究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展开的,提倡对原始文献的解读和分析,通过这种艰苦而又扎实的直接面对原始文献的劳动,来展开具体的研究。《诗经》作为古代著名的一部诗歌总集,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非常关注的研究对象,已经形成了一门学科[68]
由于时代久远和记载的简略,先周社会制度与文化的许多问题非常费解,还须靠《诗经》的内容来进行研究。周人自后稷创始农业,中经公刘、古公亶父,至文、武取商建国,主要是靠农业起家的。这从《诗经》中《大雅·生民》、《豳风·七月》、《大雅·公刘》、《大雅·绵》等史诗中可以看出。这些史诗所叙述的是周民族从部族兴起到战胜殷商的故事先王的形象各具特点:后稷善农耕,公刘淳朴正直,古公亶父有远见、能创业,文王以美德著称,武王以军功武力平定天下。这些周部族史诗是歌颂周先祖的颂歌,交织着神话传说,以夸张浪漫的笔调展现了先周宏伟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周部族的历史,堪称揭示先周社会生产、生活、社会关系及发展轨迹的宝贵钥匙。
周民族是一个较早进人农业社会的民族,周人的祖先后稷教民稼穑,最早奠定了农业富民、立国的基础。公刘居豳,古公迁岐,文王居丰,武王居镐,都带有开拓新居,重视农耕,反映出周人的勤劳创业和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农业既是周立国的基础,也是其逐渐强盛的根本。文学研究者对周人史诗的研究丰富了先周文化的内涵。当然,也应当看到,缺乏历史语境,必然会失去深厚的历史感,得出草率而武断的结论,甚至会缺乏历史常识。所以对从古典文学角度对先周文化的研究,不能抛开历史凭空臆断。
(4)民俗学研究层面
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是没有文字的人们的文化传统。它就像一面镜子,与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民俗是历史的积淀,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近年来各地考古发掘的成就印证了许多历史传说,就更加凸现了传说的历史认识价值。
《史记》中说,不窋、公刘居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有着深厚的周文化遗风,“其民有先王之遗风”;《汉书》中也说,安定、北地居民“好稼穑,务本业,有先王遗风”。从民俗角度揭示先周文化的丰富内涵,也是庆阳先周文化研究的一条重要的研究途径。研究历史尤其是区域历史,不能完全摆脱对民俗的研究,研究民俗,也常常要采用历史的解释。从一般的认识上说,民俗可以使我们更多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从民俗学的层面研究庆阳先周文化,其资料来源十分丰富,既可以是历史文献的材料,也可以是地方史志的材料,而藏在民间的各种习俗更是不可轻视的宝贵资料。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与周先祖活动有关民风民俗的搜集和整理,必然能使先周文化研究更加丰富多彩。
四、《庆阳先周文化论丛》的编选的体例与原则
1编写《庆阳先周文化论丛》的原因
研究庆阳先周文化,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庆阳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正确认识庆阳在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因此,开展庆阳先周文化研究,不仅有地方意义,也具有全国意义。
近年来,庆阳的文史工作者对于先周文化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是,由于研究资料、学术视野、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不足,如炒冷饭(即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跑单帮(研究中各自为战,不能形成团队共克难关)、闭门造车(不了解先周文化研究的最新动向)等,这就严重制约了庆阳先周文化的深入研究,使许多历史认识停滞不前。这就制约了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目标的实现,也影响了本市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全国学术界的对话,影响了庆阳先周文化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宣传力度。
为了增进各级政府和文史工作者对先周文化的深入了解,推动庆阳农耕文化研究的全面开展,激发热爱庆阳、研究庆阳、宣传庆阳的热情,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以往庆阳先周文化的研究成就做一个盘点。通过认真总结以往的成果,能够使我们更加明确先周文化研究的突破口,对于拓宽研究思路、加强学术交流,丰富研究方法,提高庆阳先周农耕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2《庆阳先周文化论丛》的体例与原则
在编写体例上,《庆阳先周文化论丛》以问题为主线,分古迹、地望、族源、世系、社会形态、农牧、民俗、理论、文献八个方面。论文的编选,以对庆阳及周边地区为主要范围,同时收录一些全国有关先周文化的权威理论文章。在文章的选取上,即考虑本市学者的代表性文章,也适当选取其他省区的重要文章,包括一些与我们的看法相反的文章。这样,既可以使本市学者了解到先周史研究的动向和发展水平,又可以向其他省区展示庆阳学者的研究成果,使庆阳先周文化研究走向全国。
在观点的选取中,围绕着对庆阳先周文化的论证编选文章,以肯定庆阳先周文化为主,同时也适当地选取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如认为豳在山西或山东而不在陕甘,周人在戎狄之间(古代庆阳)主要是发展畜牧业而不是农耕等,供今后我市的研究者在研究中思考和商榷。对于周民族(部族)活动区域的各种针锋相对的说法,没有必要回避,而应当了解其观点,积极开展学术争鸣,通过比较分析重估先周活动于庆阳的历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这些文章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界,激发我们新的思考。
编选的文章大部分为学术刊物或学者文集中公开发表过且有一定影响的,还有部分为庆阳历次学术会议的交流文章。对于所选文章,多数是全篇收录,尊重其观点及表述方法。为了避免材料和观点的重复,对于个别作者在本书所选其他文章中已经出现的内容或与庆阳先周文化关系不大的材料做了部分的删略。


[1] 《史记》卷四《周本纪》。
[2] 《史记》卷四《周本纪》。
[3] 有人认为不窋奔戎狄在太康失国的时候,《史记集解》引韦昭曰:“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然而孔甲乱德才是夏朝真正的政治衰落,《国语·周语下》:“昔日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夏王朝的统治,从孔甲开始周上了衰乱的道路。也有学者认为是在成汤灭夏的时候,这实际上是将公刘迁豳与不窋奔戎狄混淆。因此,本文采用孔甲时期说。
[4]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第483页。
[5] 李锋:《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6] 《诗经·大雅·公刘》。
[7] 崔述:《丰镐考信录》(一)。
[8] 《史记》卷四《周本纪》。
[9]《史记》卷四《周本纪》。
[10]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页。
[11] 江林昌:《姬周族“窜于戎狄之间”与泾水流域考古遗存》,《齐鲁学刊》1999年第5期。
[12]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13] 《史记》卷四《周本纪》。
[14] 《史记》卷四《周本纪》。
[15] 《尚书·无逸》。
[16] 《诗经·大雅·皇矣》。
[17] 夏鼐:《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史前殷周考古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18] 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
[19] 卢连成:《扶风刘家先周墓地剖析——论先周文化》,《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20] 尹盛平、仁周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7期。
[21] 张忠培:《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22] 邹衡:《论先周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154页。
[23] 胡谦盈:《姬周族属及其文化探源》,《周文化化考古研究选集》,第101页。
[24] 李峰:《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25]《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
[26]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6页。
[27]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页。
[28] 戴彤心:《试论先周文化(摘要)》,《周文化论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58页。
[29] 景以恩:《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复旦学报》(社科版), 1999年第1期;《先周族源于东方考》,《青海民族师专学报》创刊号;《夏商周同祖同源考》,《齐鲁学刊》2000年第1期。
[30] 《通典》卷一七三《庆州》。
[31]  许倬云:《西周史》,第35页。
[32]《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
[33]《春秋左传集解》卷一九。
[34]《通典》卷一七三《州郡三·宁州》。
[35]汪受宽:《豳过地望考》,《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
[36]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
[37]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出版社,年,第页
[38] 胡谦盈:《论寺洼文化》,《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第页。
[39]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第485页。
[40] 《孟子·尽心下》。
[41]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42]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8页。
[43] 宗德生:《先周世系考》,《南开史学》1980年第2期。
[44] 王玉哲《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版年,第50~57页。
[45]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
[46] 李仲立:《试论先周文化的源源》,《社会科学》(甘肃),1981年第1期。
[47]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48]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页。
[49] 赵光贤:《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087年版,第114页。
[50] 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51] 周庆明:《周族姬姓虎图腾考》,《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
[52] 胡谦盈:《姬周族属及其文化探源》,《周文化化考古研究选集》,第101页。
[53] 许兆昌:《夏商周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22页。
[54] 宋镇豪:《先周社会和先周国家》,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492页。
[55]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25页。
[56] 宋镇豪:《先周社会和先周国家》,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493页。
[57] 许兆昌:《夏商周简史》,第122页。
[58]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34页。
[59] 李亚农:《李亚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页。
[60] 张建军:《从氏族、部落到雏形国家》,《语文知识》2007年第2期。
[61] 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62] 宗礼、刘栋:《先周文化研究六十年(1933~1993年)》,《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页。
[63]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
[64] 尹盛平:《关于先周文化的几个问题》,《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65] 曹斌:《先周文化研究述论》,《江汉考古》2007年第3期。
[66] 李仲立:《先秦历史文化探微》,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67] 刘军社:《对寻找泾水上游先周文化遗存的思考》,《文博》2006年第5期。
[68] 参见鲁洪生《诗经学概论》,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胡朴安:《诗经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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