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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研究】《傅子》评析

作者:刘治立   发布时间:2010-10-27 18:35:33   浏览次数:2021

除了《永乐大典》和张溥的部分辑录外,在清朝以前没有比较完整的版本。张氏的辑录本虽然“略为详尽”但“随得随录,不究六朝人编集之例,又未著原引之书,”[2]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从前代典籍里全面董理理、认真辑佚,并汇总而成《傅子》全帙者,是是清朝乾嘉以后,由方濬师、严可均、叶德辉分头完成,各臻其美的。清朝考据之风甚盛,乾嘉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整理与考据,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傅子》,对其进行发掘、整理,判定其文字真伪,剖析其文章风格,研究其思想得失,推断其学术源流,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清朝学者热心整理古籍,“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辈向觉难解难读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哲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3]乾隆年间,朝廷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间浩如烟海的典籍进行收集、钩沉、考证、考辩,编汇成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纪昀等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傅玄政论文章24篇及附录47条编为《傅子》一卷,收入《四库全书》儒家类,是为四库本。在同时编写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写道:“此本虽残缺之余,尚足见梗概也。”

嘉庆年间,严可均参照乾隆后期从日本传回来的唐朝魏征等人辑订的《群书治要》卷49 所收录《傅子》文章的顺序编定成稿,又从《三国志》裴松之注中辑出55条约6300余字、从《意林》、《北堂书抄》等书中搜出大量的孤条,编为六卷(包括诗赋两卷),收入《全晋文》卷四十五至卷五十,是为严本。

光绪二年(1876),方濬师以四库本与《群书治要》对校,彼此互勘,正其讹误,顺其次序,编成《傅鹑觚集》五卷(卷一、卷二为《傅子》,卷三赋、疏、杂文,卷四乐府,卷五诗),另有补遗一卷,由广州书局刊印,是为方本。

光绪七年(1881),钱保塘目睹《傅子》离散不堪,发奋捃摭,辑成《傅子》二卷,是为清风室刊本。

光绪十七年(1891),叶德辉辑订《傅子》三卷,另附《订讹》一卷;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叶德辉又辑订《傅玄集》三卷,叶德辉的这两种傅玄著作辑本被称为叶本或观古堂本。

光绪二十年(1894),傅以礼、孙星华等人博采诸本之优长,又搜集了一些断篇残稿,编为《傅子》五卷,是为《傅氏家书》本。该本编排完整、内容丰富粲然可观,后来被收入《丛书集成初编》,是比较容易找到并且可资参考的版本。

此外,清朝时期还出现了其它几种刻本或抄本,如何治运《傅子》后定本、程瑶田修辞余抄本、钱熙祚指海续刻三卷本、杨凤苞辑本等。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讲,清朝时期的《傅子》抄本或稿本有:(1)《傅子》一卷,清抄本,清陈沣校;(2)《傅子》一卷,清孙氏玉海楼抄本,清孙诒让校;(3)《傅子》一卷,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聚珍版,傅增湘跋并录清卢文邵校记;(4)《傅子》三卷,清抄本;(5)《傅子》傅子四卷,清严可均辑,清抄本,清思俨校;(6)《傅子》四卷,清傅以礼辑,稿本,清傅以礼校并跋;(7)《傅子拾遗》二卷,清抄本。

       对古籍的考证、辑佚、校勘、辩伪是清代学者治学的主要方法,学者们在整理《傅子》时广搜博征,对《傅子》的版本源流、文字错讹、篇章的真伪做了认真细致的研究,他们不辞辛苦查对异本,改衍补脱,审核舛驳,澄清了许多谬误。方濬师在编定过程中注意“彼此互勘,正其讹字”。叶德辉博采群书,务求不漏,于各卷各篇之下,必详注其出处、卷次、异文,对于流传中混入的文字也一一摘出。叶德辉曾经说过:“书不校勘,不如不读”,他自己在整理古籍事尤其注意校勘,根据缜密的分析另作《傅子订讹》一卷,专论《傅子》各种流传本的异同,力求补偏救弊,扫却历史尘埃,恢复《傅子》的真面目,如指出各种版本中所收《镜总叙》,实际上是将《韩非子•说林观行》篇误收进去,“按《初学记》二十五镜部总叙引此文作《韩子》,大典本盖误以《初学记》部目为标题,又误以《韩子》为《傅子》耳”。这些考据工作具有循流导源的作用,便于后人研读。傅以礼所辑《傅子》“于整篇即有之文,即在当条下著明,或某书引同,或某书引多,或某书引少某句,一见之余,不更重出”,对于其他各本中的错讹之出处详为改正,“非敢挢后贤之短,聊以释后人之疑”[4]。为后世读者对各篇的流传及其真伪了然于心,减少了阅读中的因不了解真相而走弯路。

清代学者在辑订《傅子》的同时,对该书给予很高的评价。最早对《傅子》作出评价,并且影响最大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将《傅子》与同时代的子书如干宝《搜神记》、张华《博物志》等做比较,认为《傅子》在思想成就上超过同时代的著作,“独玄此书,所论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视《论衡》、《昌言》,皆当过之,……是亦可谓宝贵也”。《四库提要》侧重于评论《傅子》的思想贡献,以维护傅玄思想属于儒家的观点,为将傅子编入儒家部做张本。钱保塘将《傅子》与同时代的几种子书做比较,认为傅玄著作有卓越的见识,堪与前代名家如王符、荀悦、仲长统相媲美:“综其学识,可与王符、崔实、荀悦、徐干、仲长统诸人相颉颃,同时诸子非其匹也”。

傅玄是魏晋时期重要的诗赋作家,他的文章繁富可嘉,“结藻清英,流韵绮靡”, 引起清朝学者的重视。方濬师非常注意《傅子》的行文风格,他引用朋友的评论来表达对《傅子》文章风格的赞赏,“李吏部(光廷)尝谓浚师曰,傅氏书在诸子家上,笔力雄硕苍劲,上继江都,下启昌黎。善哉斯言,实获我心”。[7]叶德辉也很推崇《傅子》的文字风格,少时即读《永乐大典》本《傅子》篇章,并深受其文风的影响,“少时读大典本《傅子》,喜其文章开朗,论事说理,如人意中所欲言,浏观日久,为文亦往往拟之。盖合晋代者,文从字顺,以开唐宋八家之先,而不徒以清谈矜语,妙如傅子,其尤著者也。……昔元遗山论诗,以刘越石(琨)不及见建安为恨,余则谓傅子与曹刘同时,当亦可称鼎足”。

《傅子》内篇刚写成,时人王沈即称赞其文“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 南北朝时期刘勰也说:“傅玄篇章,义多规镜”[11]乾隆年间,四库馆臣特别看重傅子的儒学倾向,称其“阐启儒风”,将其编入儒家类。这种观点引起后学的质疑。钱保塘认为其文章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但也有法家的倾向。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三十六中分析说“《意林》引《傅子》云,‘见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家之拘,儒家笑道家之放,皆不见本也’。是其学亦兼取诸家,真杂家者流耳。纪文达入之儒家,非是”。叶德辉曰:“《傅子》,隋、唐《志》及宋《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入杂家,最合流别。今《四库》入儒家,则以所存二十余篇《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故进而与《中论》、《中说》相参乘欤?”这种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古代目录学专篇都是将《傅子》归入杂家。“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隋书•经籍志》)

清朝学者以恢复古籍本来面目为己任,认为“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暇,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12],以护惜古人的态度埋头搜集、抄录和刊印《傅子》,评断其思想及文风,提出自己的见解,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使这部历史文化典籍在湮没几百年后得到再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虽然命运乖蹇,但它有着顽强生命力,在历代学人的呵护之下,这束历史文化薪火在不断地放射异彩。

《傅子》的内容大体可以以下几类:

1,政论、法制论、经济论,如《治体》、《问政》、《问刑》、《授职》、《重爵禄》。傅玄是一个政论家,与政教淡化的时代风潮不同,《傅子》的内容在政治观念倾向于政治伦理化,因此,政论、法制论、经济论占《傅子》现存完整篇幅的大部分。

2,道德论、修养论,如《问政》、《仁论》、《礼乐》、《正心》、《义信》、《贵教》等。

3,人物论,如《郭嘉传》、《刘晔传》、《马先生传》、《傅嘏传》等。三国时代是一个俊才云蒸的时代。为了在鼎足之际增强国力,拓展疆土,各国统治者竭力网罗人才。选拔人才的实际需要,促使人物品藻的风气更加盛行。魏国品评人物的风气很盛,这也主要是由于选拔人才的实际需要。在人物品藻方面,傅玄既重视才干,又推重道德,对当时一些有高才隽德的历史人物给予很高的评价。《郭嘉传》记述一位曹操重要谋士郭嘉的生平及其智谋奇策,称之为“世之奇士”,特别是官渡之战前分析曹袁双方“十败十胜”的宏论,气势雄迈,一气呵成。记载郭嘉英年早逝,曹操对郭嘉的追念不已时,傅玄写道:“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原文不动地将这段话用在赤壁残败后的仰天恸说中,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奇效,增加了历史的悲壮气息。此外,刻画“独任才智”的刘晔、“达治好正,清理识要”的傅嘏、“达治知变,正而有谋”的诸葛亮,都是很成功的。

4,学术论,这一部分内容主要从一些文章片段里反映出来。

首先是论学说,傅玄多次谈及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看法。他认为儒家学说优于诸家学说,“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焉。” 同时,傅玄也没有拘泥于经学的影响,道家学说也有它的长处,二者应当吸取优秀成分,而不应当互相贬低,“见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笑道家之放,皆不见本也”。对于墨家学说,尤其是“兼爱”、“节葬”的观点,傅玄持反对态度,他:说:“墨子兼爱,是废亲也;短丧,是忘忧也”。

其次是论著述,傅玄“专心诵学”,对先秦、秦汉著作多有涉猎。在《傅子》中对许多著作发表过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管子》中有许多管仲的身后事,可以判定是后人所加,“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生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傅玄之后,许多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唐朝孔颖达认为:“《轻重》篇或是后人所加”;宋朝叶适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知书,而莫知谁所为”;宋朝黄震则说:“《管子》书不时谁人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轻重》篇要皆多为之术,以成其私,琐屑甚矣,未必《管子》之真”。今人马非百先生说,《轻重》篇“和《管子》其它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是一部专门讨论财政经济问题的书。其中许多问题,是西汉一代和王莽时代所特有的。”[8]《困学纪闻》卷十征引了傅玄的上段话后表示赞同傅玄的看法:“俗古史谓多申韩之言以智欺民,以术倾邻国,有不赀之宝石,璧之青茅之谋,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傅子》一书在历史上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缺乏点校本,对当代研究者的《傅子》研究工作带来了很的不便。在注释过程中,以《丛书集成》中所收聚珍本为依托,参阅了严可均《全晋文》卷四十七——卷五十,叶德辉、钱保塘等的研究成果,以及今人的部分研究成果。所做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主要对人名、地名、名物制度、历史典故做必要的注解,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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